《翦商》读后：真相不止藏于圣人身后

商周变革的真相恐怕更加耐人寻味

Dec 9, 2023 9 min read

《翦商》，一本去年带来大量人气与争议的通俗历史读物。作者从揭开商朝血腥人祭真相入手，“脑洞大开”地提出了一种商周革命意义的深度解读：藉由两代周王推翻殷商的统治、周公煞费苦心地消灭其血腥的宗教信仰，华夏文明由此走出了神秘主义宗教的绝对统治地位，进入对鬼神敬而远之的“礼教”时代。此一变革影响深远，相较于欧洲、中东文明的宗教性，古中国似乎更加“早熟”地接纳了“人文主义”。

读罢，的确畅快淋漓，而又毛骨悚然，在钦佩作者博识与“大胆推理、小心求证”的同时，也理解了本书为何争议颇多——的确如作者所言，脑洞有点“天马行空”了。而一些思考始终在脑中萦绕，让我思索过后，决定一吐为快。

书中展现了大量关于商朝杀人祭祀的考古细节与详尽分析，对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绝对是震撼十足的，甚至会引发心理不适。而更令人困惑的，是这样血腥的一段历史，在殷商灭亡之后不久几乎戛然而止，甚至在近三千年的古史记录中也销声匿迹，以至于现代人借助考古发现方才窥见一隅。

殷墟挖掘出的人祭/殉葬坑

作者借由诸多考古研究实证，推断出这样的解释：

周族弱小之时，为了生存，充当了商王朝的“走狗”，为其抓捕祭祀用的人牲，且抓的是与他们同祖脉的羌人。这是一段他们不愿记起的“黑历史”，所以想尽力抹除。
因为文王被囚、被强迫吃下伯邑考的肉，周王族不仅与纣王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也进一步对人祭制度深恶痛绝，这也是废黜血腥商制的一大理由。
除殷商后期的人祭仪式被“扩大化”，对象不仅包括擒获的异族首领“方伯”，甚至有商王室成员与高级贵族（如比干），实质上成为纣王维护高压统治的工具，使得上下内外各阶级、族群人人自危。因此，文王武王凝聚了各方反抗暴戾统治的共识，完成灭商大业，之后周公自然继承遗志，对人祭斩草除根。

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

不过，窃以为，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有一点不足，就是过分聚焦于周朝领袖的视角。“文王演《易》谋翦商”、“武王伐纣承天命”、“周公兴礼远鬼神”三部曲的叙事，其实是将“商周变革与华夏新生”，描绘成了三位伟大先知的“万世大计”。似乎有了王者的苦心经营、厚积薄发、深谋远虑，即可达成“王道”境界，令天下臣服，而泽被后世了。此外，作者还多次暗示：周公革故鼎新的重要动力是道德，是因为“在殷都的回忆过于惨痛”而下定决心，废黜血腥的人祭宗教。

“上纲上线”地说，上述论证有“英雄史观”之嫌，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不禁要问：商周变革之后，周公推崇的道德、礼教几乎全盘抹除了鬼神信仰的影响，他究竟“做对了什么”，顺应了哪些“天下大势”？借此，我也无责任“脑洞”一把，给出自己的猜想。

后发民族与“先进”的“普世价值”

周灭商，可解读为“崛起的蛮族征服腐败的发达民族”。虽然按现代观点，商文明的血腥祭祀野蛮而恐怖，但它技术先进（青铜、文字、战车），人口众多，还拥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在当时的华夏大地遥遥领先。而反观周人，从甲骨文、青铜武器，甚至灭商的宗教大义，都借自于商人。作为落后民族，必须拿出一套令商人遗民以及“四夷”都愿意服从的“合法性解释”，恩威并重，依靠新的意识形态，来推翻旧日“鬼神”的话语权。

商人通过上帝子民的优越感，通过血腥的对外战争与掠夺，构建了民族的向心力。他们大量将俘虏用于杀戮献祭，不分青壮妇孺。在甲骨文中，“羌”字上半是羊头、下半是人身，说明在商人眼中，西土的羌人根本就是“半兽人”一般的低等存在。也正是由于这种傲慢与残忍，商人即便有碾压式的战车与青铜武器，也从未能扑灭被压迫蛮族的反抗火焰。至于实施民族同化则更不可能，从商人的族内通婚习俗，可以窥见他们对血统论的推崇，因而也几乎不可能考虑与异族“融合血统”。

商·后母戊鼎

这种居高临下的铁血统治，是周人不敢奢望的。即便已经在军事上业已歼灭了商王室的武装、平定了叛乱，他们依然面对着数十个组织能力未被破坏、拥有尚武传统与军事实力的商人族群的虎视眈眈。周人自保尚且不稳，遑论“继承”商人以本族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对敌对的族群再兴血祭杀戮？与此相反，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

所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已知证据看，其含义不可能是周文王死前已统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土地。我猜想，可能是说文王的翦商大业已经获得天下大约三分之二的盟友族群的支持。其中，公开的盟友是其他被商人压迫的土著族群，隐藏的盟友则包括想要借势推翻纣王的其他商朝贵族（例如箕子）。至此，文王武王的翦商大业已有了“承天命推共主”的正当性。既然是“共主”，则需要顾及整个“多族群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利益，推崇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价值观。

上升到国家宗教层面的大规模活人祭祀，必须依赖于在征伐中大量俘虏异族人口，其作用是确立商人“上帝选民”的优越性、激发族群凝聚力。而在武王伐纣成功后，此种价值观非但不“普世”，在现实意义上已经远远弊大于利了。牧野之战中周军神迹般的以少胜多、商军难以解释的大规模临阵倒戈，已足以证明“天命易数”、周人得到了上天的青睐。而若再兴人祭，则势必要划分出“劣等民族”作为祭品的来源，此时的周朝尚不具有殷商那样碾压式的领先优势，这么做除了得罪昔日盟友之外，完全属于杀敌三百、自损一万的下下之策。

牧野之战

虽说在那个宗教迷信力量还很强大的时代，并不能套用后世理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历史的走向。但迷信也是需要靠“效用”才能建立权威的。如果说在翦商之初，武王在孟津会师时的誓词，还必须借商人的宗教来宣言“上帝神罚”，那么在周公的时代，商周革命已有了“承天命推共主”的正当性，可以推崇一套新的“普世价值”了。

我以为可总结出最基本的几条：

通过“礼”，即形式化的尊卑等级，而不是“猎杀与被猎杀”，来确立统治的秩序。
通过“德”，即怀柔与安抚，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例如周公多次提及对“小民”生计的责任。
以“天人合一”冲淡“绝对神权”：商朝认为人间受到上帝的直接统治，因此事必卜问，强烈依赖于宗教；周朝以《易》诠释“天命”可变，阐明人（统治者）的作为也有影响力，逐渐提升了宗教的工具属性。
重观念胜于血统：即便蛮夷，只需认同“王化”，即可纳入“天下”的秩序体系中。这表现为在西周分封的过程中，周朝大量贵族与封地民族（包括商朝遗民）通婚。

从结果来看，这套价值观可以说领先了一个版本，周朝封建策略的扩张效率远超商朝纯靠武力殖民的策略，最终融合同化了宋、卫等国的商人后裔。像后世的宋襄公与孔子都是“周化”商裔的著名例子。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上述的假说可以解释在周朝初创时期，统治者没有客观实力与主观意愿去延续商朝的人祭制度，可要怎么解释在周朝强大之后，为什么没有走上之前的老路呢？这里我开个脑洞，搬出“地理决定论”的玄学来解释一通。

“新朝雅政”与“地理决定论”的秘密

殷商时期的中原，气候接近如今的亚热带，文物和记载中大量出现了大象、水牛的踪迹（河南的大象就是“豫”的来源），可想而知，其他的自然物产是相当丰富的。

牛在农耕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不会轻易被杀的。然而在殷商的殉葬坑中，除了前述的大量人牲，还有相当比例的牛羊马，甚至某些王族还随葬大象、狐狸、河狸。这种“商人视之亦不甚惜”的浪费，多拜当时温暖气候带来的丰富物产所赐——可想而知，连人都宁可杀掉祭神而不是充做奴隶，牲畜就更不用珍惜了。

商·亚长牛尊，形象为已经灭绝的圣水牛

商·醴陵象尊

考察世界其他具有大规模人祭现象的民族，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位于物产较为丰富的亚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譬如美洲丛林中的阿兹特克和玛雅帝国、克里特岛的米诺陶文明、早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等。我猜测，只有坐拥了丰富的自然馈赠，才有条件诞生对神“慷慨奉献”的大规模杀祭文化。

阿兹特克活人祭祀

周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生活在西岐之地，虽不如中原温暖湿润，毕竟也是一片适宜耕种的沃土，因此他们发展出了兴盛的农业，并以此为“支柱产业”。古代农业的特点是：减不减产看“天”，增不增产看“人”——人力的多寡决定了开垦的能力。作为对比，人力对狩猎或游牧业的“产能”则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而更看“运气”。不像“人均可耕地面积”，每个牧人可以放牧的牛羊数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所以人数并不重要；而如果能找到一片野生动物繁多的地区，或是肥沃的草场，对“产能爆发”有更直接的帮助。一个侧面的例子：农耕文明的看重的“多子多福”，对于游牧、狩猎文明并不重要。

因此可以推论：越倚靠农业的文明，杀祭的“投入产出比”越低。祭祀的“产出收益”都是不可预知的“祈求神明庇佑”，而对于农业文明，额外的一块“投入成本”是会消耗掉已知对农业增产有直接贡献的人力/畜力。

商朝已经拥有了当时东亚最发达的农业，然而当时的核心技术不是农业，而是青铜武器铸造。在气候温暖湿润、人口相对稀少、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前提下，凭借青铜武士的统治力，可以从农奴群体（包括其他民族，如周人）征收粮食，也可以通过狩猎、放牧获取肉食，已足以支撑商人的生存。所以，战争与狩猎（同为武力的展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其中的高度不确定性，祭祀具有带来信念与鼓舞士气的作用。所以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的描述十分客观。潜台词是：人牲的“损耗”不足为惜，还可以激发尚武的“血性”。

武王灭商之后，为向上天昭告，以商人的宗教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血祭，献祭了数百名死忠于纣王的余党以及数千牛羊牺牲，其程度不输给当年的商王武丁。似乎《大雅·荡》中“殷鉴不远”的呼告尚未平息，新朝也开始隐约走入了历史循环。

然而，后继的周公与召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血祭已是不可持续的了。这不仅是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判断，也是基于现实。随着华北温暖期的结束与人口的增长，王朝的生存发展越来越倚仗农业，于是人口——即便是不被看做人的蛮族俘虏——也就不能随随便便被“浪费”掉了。在平定东方的三监之乱后，周公在洛邑建城典礼的祭祀中只使用了个位数的牛羊牺牲，更没有人祭，这与武王形成鲜明对比。此后，奴隶制社会仍然持续了东西周八百年，但一个新的“更重视人命”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