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的2022年

Dec 31, 2022 11 min read

记得2018年底时，我写了一篇“我记忆中的互联网浪潮”，颇为小题大做地描绘昔时行业中萧条肃杀、前景黯淡的“资本寒冬”，并试图与早前“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狂热浪潮形成鲜明对照，营造出一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时代变迁感。笔触的冷嘲热讽中，其实难掩的是自己内心一直存在着的焦虑——不仅是对行业、“赛道”，还有对自己、未来的焦虑。

以如今的视角来看，那些年所谓的“寒冬”、“萧条”早已矫情到无足挂齿，甚至相比于眼下，或可称为“黄金年代”了。而当年的我，那些小题大作的焦虑，也早已羞赧于与人诉说，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原因显而易见，已不必赘述。

这一年，无数的人遭遇了无数的坎坷，对于目所能及的未来，人们仍无法确定，究竟是“希望就在前方”，还是“2019年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相比之下，我自觉已失去了抱怨的资格，并且应该感恩——因为我并没有失去什么，还得到了不少：物质上没有遭遇困境，大体顺遂，在精神食粮方面也收获颇多。

精神世界的收获，不尽然是“幸福感”，更多的是由“认知迭代”（抱歉在此引用“大厂黑话”）带来的“痛苦的清醒”。而认知的输入途径，主要来自于读“杂书”所获，以及抱着书本的思考。尽管，这些不时令我恍然大悟的书，我在阅读时也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甚至因拖延以至于竟不能卒读。但它们确是良师益友，在这时代最低气温中，为我点亮一盏盏前进的烛火。

在2022年的最后时刻，且让我收起浑浑噩噩，以一篇篇微型的“读后感”，串起这决不平凡的一年吧。

##《八次危机》，温铁军

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书中总结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八次经济危机的背景、经验教训，并引出作者的观点：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事实，历次危机中常常将“三农”作为城市危机成本的转嫁对象，实现经济风险在城市的“软着陆”；而因无法转嫁而造成“硬着陆”的几次危机，其影响与破坏性更为严重；因此，“三农”有作为经济“蓄水池”与兼顾“救火”的作用，应该被决策者所重视。我在春节期间读完了这本书，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首先说明一下，我读温老的著作，并非有志于当一名“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的“野生国师”，也没有受到观察者网的什么蛊惑。我更想了解的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是否能从当代的历史经验中，嗅探出危机的端倪，身处其中时又能做些什么。

读完之后，我的这一想法基本破灭：本书是经济领域的学术论述，“普通人”只是图表中一个统计数字的几亿分之一而已，连类似“时代的一粒沙”这样的叙述，在书中都不曾拥有。不过，书中关于宏观经济方面的观点，的确令我耳目一新、恍然大悟。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把新中国历史上遭遇的挫折，归结于政治或军事的因素，要么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么是“探索中走了一些弯路”。而受此影响，官方与大众对于国家应对危机政策的理解，也偏向去归因于意识形态、国际形势的冲突斗争等方面的因素。本书则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理论出发，提出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离不开经济因素，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历次危机的根因与应对策略的得失。

例如，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时我们迎来苏联的援助和专家指导，与后来70年代中美“外交破冰”、开始引进西方投资，其实性质类似，并不是“崇洋媚外”或者“反复横跳”，而是由于：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劳动、技术、资本三个要素（如果觉得奇怪，可以把资本换成投资），而资本与技术在彼时相对落后的中国是更为稀缺的资源。因此，“外资”并不能笼统看作“邪恶的资本”，我们也无法真的完全靠独立自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今日的辉煌。

又如，80年代初“严打”的原因，是在第四次危机中，政府财政赤字叠加了知青返城高峰，造成了城市失业率上升，引发治安风险（参考当年臭名昭著的“唐山菜刀队”）。国家此时的出手方式，也不仅限于严惩，通过经济手段缓解危机后，才保证了社会的安定。

而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背后固然有东欧剧变、西方“和平演变”阴谋等国际政治因素，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经济。由于改革中“价格闯关”等激进措施引发的通货膨胀，价格双轨制等造成的不公，日益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不满，才让“动荡”有了滋生的民意土壤。

在我阅读此书的22年春节期间，冬奥健儿的辉煌战绩凝聚着全国人民的信心，21年的教培、房地产行业整顿的铁腕手段依旧历历在目，而在冬季开始肆虐海外的“奥密克戎”，此时还被我们严防死守着（虽然彼时西安封城已经开始）。现实让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集中力量办大事”始终是我们的长项，国家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国家也一定有能力“守护最好的人民”。

可谁曾想到，在不到一年之内，最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也敌不过预算与开销，也无法违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防不住”之后的“放开”，最终还是到来了。我斗胆妄言一句：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第九次危机”，对于决策者，这也是历史经验中不曾记载过的“百年变局”。而作为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

我对此依旧迷茫。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

这本美国汉学大家的著述，从一场荒诞的妖言惑众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揭开乾隆“盛世”下社会潜藏的混乱种子与上层统治合法性危机的阴影。其在豆瓣读书的历史类排行榜名列前茅，想必与该社区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调性密不可分。我是在四到六月之间断续读完的，书中百年前的那场看似荒诞不经却的“闹剧”，叠加着现实中的魔幻与魔幻的现实，让我体会到了历史阴影一般的轮回。

书中主题的“剪辫案”，发端于“康乾盛世”中最富庶的江南一带，民众对妖术师“剪辫窃魂”的谣言心生恐惧，自发组织对可疑的外地人、僧道、乞丐的抓捕甚至私刑，恐慌迅速蔓延至全国。各级官僚起初并不以为意，基本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在安抚百姓恐慌的同时，对被冤枉的“妖术师”也安上罪名。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并不这么想。向来通过“文字狱”狠抓意识形态问题的皇帝，很快发现了“剪辫”这一符号的政治敏感性，进而断定背后必有罪大恶极的魁首图谋颠覆朝廷。不同于以往那些不成气候的逆贼，首恶“大术士”的爪牙或遍及多省，控制着庞大的网络，通过妖言惑众扰乱社会秩序、打击朝廷权威，造成“天下大乱”。于是皇帝严令各级官僚以最高优先级查办此案，力求尽快清缴逆贼、缉查魁首，并通过秘密情报网监督封疆大吏。稍有敷衍者，即被痛斥、责罚、罢免，而那些“热心”地连抓了一串“妖犯”的官员，也被皇帝质疑其动机在于“媚上”、不顾冤假错案损害了朝廷“公信力”，照样训斥、惩罚。远在北京和承德的皇帝高度重视、寝食难安，亲自遥控、“微操”，帝国的官员则忙前忙后、左右为难、如履薄冰。如火如荼的缉查已持续大半年，可查获的“罪证”却支离破碎、“案犯”口供彼此矛盾，“首恶”依然无处可寻。在不知多少的屈打成招、丢了不知多少乌纱帽之后，由最接近权利核心的大学士傅恒亲办审问出的结果，终于让乾隆帝相信：此事只是彻头彻尾的一场闹剧。一切的起源，只是某些嫉妒同行的匠人、僧侣造谣污蔑竞争对手，作为罪魁的“大术士”，则根本子虚乌有。

然而，“最高意志”是不会犯错的，何况是千古一帝的“十全老人”呢？于是皇帝宣布：事情至此地步，都是因为各地官员初期玩忽职守、后期又大兴冤狱滋扰百姓，各色官员当立即停止清缴，恢复社会原有秩序，但必须继续严密注意“妖首”的踪迹，一旦发现，必火速捉拿。

“叫魂”一案，看似荒唐，但有其必然性。它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程度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却自洽的“权力生态”。

其一，是“意识形态决定论”。

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高峰，而清代则更是将集权发展到顶点，因为少数满人统治多数汉人的场景下，注定了满洲皇族对“天命”合法性的质疑是充满警惕的。入关以来的几代皇帝，都是以恩威并重，励精图治以求社会稳定，也弹压。而文治武功达到“盛世”巅峰的乾隆朝，其“文字狱”的程度竟也到达了巅峰。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的不安全感，最高统治者钦定“上纲上线”的原则，多次大肆追查，并实行“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无不出于维护“满洲天命论”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一切涉嫌“煽动”的事件，尤其是令人联想到民族矛盾的，无论有多么荒唐可笑，都是“颠覆朝廷”的端倪，必须高度重视，应查尽查、应杀尽杀、应毁（书）尽毁。叫魂案因存在“剪辫”、“妖术”的特点，让皇帝立即绷紧了“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看似荒诞，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乾隆时代的最后阶段，一种同样出于“愚昧”信仰的反叛运动——白莲教起义死灰复燃，席卷了多个省，朝廷耗费巨额军费与兵力方才镇压下去。而此时的清帝国，已在积重难返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

其二，是皇权与官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在皇权高度集中+满汉有别的背景下，清代的官僚阶层基本放弃了属于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而日渐“奴化”。然而，文官集团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忠诚实践者，他们践行“抱团取暖”的原则，因为上下相护，便能更好地为权力寻租、瓜分利益，还要控制舆论，甚至能篡改历史。而在皇权面前，这样的官僚集团绝对是败家恶仆，一个个都跟汉佛莱爵士一样油嘴滑舌、心里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如若不防，他们最终将架空皇帝，沆瀣一气、大捞特捞，也可能掀起类似明末的党争，内斗到亡国，然后摇身一变又投降新主。

清代把明代的内阁改为集权程度更高的军机处，又历经康、雍两朝的权臣大清洗，加上乾隆帝本人宵衣旰食，朝廷的权力中枢基本已牢牢掌控在了皇帝手中。但出了京城，天高皇帝远，那些地方大员、封疆大吏是否欺上瞒下，便成了皇帝最担心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僚无法忤逆上意，却一套完整成熟的手法将事态纳入掌控之中。

首先是“拖字决”，把上头安排任务变成“持久”“常态化”的“基本国策”，排入日常事务的序列，而一旦“常态化”，官僚们便可以借“流程规范化”之名设置冗余环节拖延，巧立名目调拨资源，弄成一个又一个尾大不掉的“新项目”。其次是“运动式”的政策，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揣度上意，判断“口风”，如果试探第一招的“拖字诀”招来上级驳斥，则应立即把事情优先级提到最高，而且要层层加码；老板说早上要九点到公司，中层主管就跟员工说要八点半到，中层到底是不是跟老板一条心、想让公司发展更好很难讲，但他们事事都要体现出以老板的最高意志为中心，一切都要做到无可指摘，反正将来若是老板主动或被动承认想法错了，也不是中层自己的问题，万一未来哪天老板翻车、公司要黄了，跳槽再换一家便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自觉比那些庸常官员都厉害的乾隆皇帝，对这些“南省习气”深恶痛绝，严厉敲打，用秘密情报网的监控、喜怒无常的帝王权术让官员们感到“威不可测”。然而，谁都不可能洞察一切，自以为凌驾所有官员之上的皇帝，终有一天也因揪出了王亶望这样的大贪巨蠹而震惊。小小的荒诞叫魂一案，则可谓这种吏治恶化的一个缩影了。

其三，底层民众对待妖术，恐慌与狂热并存，印证着“权力假象”与“多数人暴政”的特点。

当听到“剪辫摄魂”的流言时，民众惶惶不可终日，将恐怖的传闻添油加醋、一传十十传百；而当抓获疑似“妖犯”时，他们又义愤填膺，高举正义大旗，将还未确认是否有罪的异乡人打骂折磨至奄奄一息。书中作者用这样一词来解释此现象：普通民众的权力幻觉。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缴，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既然“公正的合法”得不到，那么“合法的私刑”便成了被压抑的出口。

掩卷，抬头望向现实，这几年来，这样的“权力幻觉”的妖雾又岂非少见！某些“志愿者”批上一身白皮、借“防疫”大名层层设卡，坐地创收，甚至阻断生命通道；某些“基层工作人员”以“大局”为名，滥施责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口中还念念不忘“群众的软肋”；某些“防疫爱好者”热衷于在“密接人员行迹”里添油加醋地挖掘“精彩八卦”、对他人隐私津津乐道，还对因“次生灾害”而蒙难的同胞不感到一丝悲悯，却讥讽“他们不跑”、“不懂大局为重”；而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政策转向后，因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老年人的悲剧，此时防疫的“虎皮”不能再成为大旗了，一些“防疫爱好者”们又把的帐算到“砸开门的人”身上，对“躺匪”恨不得抽筋扒皮、生啖其肉。